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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三月，美國以絕對優勢的戰力橫掃伊拉克，八年後戰火卻依然繼續燃燒；一九八○年代，中國經濟飛躍成長，至今引發無數或喜或憂的「中國崛起」論戰；二○一一年一月，一樁突尼西亞小販自焚事件，透過臉書和推特的流傳，演變為「茉莉花革命」，還一路從北非延燒到中東。

這一個又一個事件告訴我們，在全球競爭的世界舞台上，經濟力、網路力成為與軍事力等量齊觀的權力來源，權力已經從硬實力演化到軟實力到巧實力。未來決勝的關鍵比的可能不是誰的拳頭大，而是誰說的故事最動聽。

以提出「軟實力」聞名於世的約瑟夫．奈伊，用了一個絕妙的比喻描述全球主導權的競賽：你必須同時下軍事、經濟、網路三盤棋，對手可能是國家聯盟、單一國，或「非國家行為者」。時空對手皆不同，當然需要全新的策略，關鍵心態是「隨境應變」，關鍵詞則是「聰巧」：Smart。

關鍵武器呢？正是巧實力，Smart Power：一種結合軍事力、經濟力、網路力，依情境的不同，聰巧的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的能力。除了豐富的實務經驗、紮實的知識素養，最難能可貴的是奈伊舉重若輕的能力。清晰的思考理路，搭配鮮活的實例，從容的引領閱讀者由淺入深，盡得此一權力議題之真髓。難怪美國前國務卿歐布萊特如此讚譽：「想瞭解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事務，《權力大未來》是最好的指南。」

別以為國際權力的議題太偉大，與你無關；這是個牽一髮動全球的時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作者簡介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目前為該校傑出教授。

除了在學校任教，奈伊也曾在美國政府擔任重要職務：1977 ~ 1979年間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主掌安全援助、科學與技術業務，並主持國家安全會議核子武器非擴散小組；1993 ~ 1994年，出任國家情報會議主席；1994 ~ 1995年任國防部助理部長，負責國際安全事務；於1989 ~ 1993年間擔任美國駐聯合國秘書長裁武諮詢委員會代表。

著作有《柔性權力》（Soft Power）、《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理財專員領導力》（The power to lead）等書。

譯者簡介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外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出版社與外交部。譯有《理察．費曼：天才的軌跡》、《追風箏的孩子》、《奇想之年》、《那兩個女孩》、《幸福不在於多擁有一雙鞋》。

第一章何謂全球事務之權力？

就一個運用得如此廣泛的概念而言，「權力」的難以、無以衡量，著實令人意外。但是，概念並不會因為有這樣的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很少人會否定愛的重要性，雖然我們沒辦法說：「我愛你比愛其他人多三點六倍。」就像愛一樣，儘管我們無法精確衡量，但是日常生活中卻時時體驗到權力的存在，而且權力也真正發揮了具體的效果。有時候，分析家會因為某個概念太過模糊與不精確而傾向棄之不用，但是，「權力」這個概念已證明難以取代。

偉大的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將「權力」在社會科學中的角色與「能量」在物理學上的角色相比較，但是這樣的比較反而產生誤導。物理學家可以相當精確地測量無生命物體之間的能量與力的關係，但是權力指涉的人類關係轉瞬即逝，隨時會因情況改變而產生不同的樣態。也有人說，權力之於政治，等同於金錢之於經濟；但這樣的譬喻還是會產生誤導。金錢是流動或可替代的資源，可用以購買各式各樣的貨品。而在某種關係或某種情境中產生權力的資源卻未必能在其他關係或情境中產生權力。你在房地產市場、蔬果市場或拍賣網站都可以使用金錢；但是，做為最重要國際權力資源之一的軍事力量，或許可以在裝甲戰場上產生你所希望的結果，但在網路上則不然。

多年來，許多分析家都嘗試提供方程式，量化國際事務上的權力。例如，中央情報局高階官員雷．克萊恩（Ray Clime），他的工作是在冷戰時期負責為美國政治領袖提供美蘇權力平衡的分析，他的觀點足以影響涉及高度風險與數以億計經費的政策決定。一九七七年，他發表了用以計算權力的公式：

認知的權力＝
（人口＋領土＋經濟＋軍事）×（策略＋意志）

把數字帶進公式之後，他得出結論：蘇聯的國力是美國的兩倍。當然，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道公式對結果的預測並不準確。僅僅十幾年之後，蘇聯解體，甚至有學者宣稱美國已成為單極世界的唯一超級強權。

更晚近所創造的權力指標包括一個國家的資源（科技、企業、人、資本、天然資源）、國家的表現（外在限制、基礎建設、理念）以及這些要素對軍事能力與戰鬥力的影響。這道公式能讓我們瞭解相對的軍事力量，但無法讓我們掌握權力的所有相關類型。儘管在國際事務上，有效的軍力仍然是關鍵性權力資源之一，但如同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的，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像十九世紀的歐洲那般不受拘束了，當時的史學家可以用「贏得戰爭優勢」的能力做為衡量「強權」的標準，但今天這個標準已不再適用。

例如，面對金融或氣候變遷，軍力和戰鬥力並不能讓我們掌握事態的結果，也不能讓我們瞭解非國家行為者的權力。從軍事的角度看，比起美國這個巨人，蓋達組織形同侏儒。但是恐怖份子的衝擊並非來自其武力的大小，而是來自他們的行為與論述的戲劇性效果，以及因之產生的過度反應。就此角度觀之，恐怖主義就像柔道，較弱的選手利用較強的對手自身的力量，借力使力加以對抗。這種動能是軍事力的傳統指標所無法涵蓋的。

在某些談判的情勢之中，就像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的，談判一方可能崩潰的脆弱與威脅是談判力的來源之一。欠債一千美元的破產人權力是小的，但如果欠的是十億，反而擁有相當大的談判力—二○○八金融危機中那些被認為「大得不容倒閉」的機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北韓的金正日很可能是今時今日唯一能讓北京看起來很無力的領導人……外交人士說，金正日厚顏無恥地玩弄中國的恐懼，他揚言，如果中國不挹注北韓搖搖欲墜的經濟，就等著面對大量湧過邊界的難民與隨之而來的動盪不安。

發展單一權力指標的努力註定失敗，因為權力建立在隨不同情境而變化的人類關係之上。金錢可以在各種不同的市場中用來衡量購買力，卻沒有一套價值標準可以統整所有的關係與情境，產生普遍接受的全面性綜合權力。